高粱酒.11

    奶奶和爷爷同时走到柜台前,举着灯照看,木柜台上连一丝枪伤也没有。

    这就是爷爷苦练成功的“七点梅花枪”。

    爷爷骑着黑骡子,来到村东头小酒店里。店门紧闭,门框上结着几架蛛网。爷爷撞开门进去,一股腐尸味道直冲脑腔。爷爷用袖子掩着鼻子仔细看着,胖老头儿坐在房粱下,腿弯子下压着一条窄板凳,老头儿脖子上围着一圈棕色的绳子,瞪着眼睛,伸到嘴外的长舌头乌黑。他头上悬着那半根断绳子在爷爷开门的气浪冲击下轻轻悠动。

    爷爷啐了两口唾沫,拉着骡子在村头上立着,骡子不停地倒动着腿,光秃秃的尾巴甩动着,驱赶着黑豆大的蝇子。爷爷想了好久,最后还是骑上骡子,骡子把脖子执拗地向着家的方向扭着,但被塞进嘴里的坚硬冰凉的铁链子拉了回来。爷爷在它的腚上打了一拳头,它往前蹿了一步,就沿着高粱路径跑去。

    那时候墨水河里的小木桥还完整无缺,正是伏雨季节,河水浩大,水面平着桥面,一道田埂般的雪白浪花翻到桥面上来。水声响亮。骡子有些怵,在桥头上捯动着蹄子不肯前进。爷爷捣了它两拳,它依然踌躇,只有当爷爷欠起屁股,用力在鞍子上墩了一下时,它才塌着腰,一溜小跑跑到木桥中央。爷爷勒住嚼子,使它停下来。桥面上流动着浅浅的清水,一条胳膊长的红尾鲤鱼从桥西跃起,画了一道彩虹,跌到桥东去了。爷爷骑在骡上,望着从西滚滚而来的河水。骡子的蹄子淹没在水里,蹄腕上那些黑毛被流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它试试探探地把嘴唇触到那道翻腾的浪花上去,浪花溅湿了它的狭长的脸,它紧闭着鼻孔,龇着雪白的整齐的牙齿。

    河堤南正挑着单旗的绿高粱坦坦荡荡,像阔大浩渺的瓦蓝的死水湖面。爷爷骑着骡子沿着河堤一直往东走。正午时分,爷爷拉着骡子进了高粱地。被雨水泡稀了的黑土像浆糊一样,陷没了骡子的四蹄,隐没了爷爷的脚背。骡子扭动着沉重的身体挣扎着,四个蹄子沾满烂泥,像泡胀了的人头。骡子粗大的鼻孔里呼哧呼哧喷着白色的气,喷着青色的粉沫,陈醋般的汗酸和踏烂的黑泥里飞出来的腥膻刺激得爷爷老想打喷嚏。稠密的柔软的绿高粱被爷爷和骡子撞出一条鲜明的胡同,爷爷和骡子走过不久,绿高粱又慢慢立直,不显半点痕迹。

    爷爷和骡子走过的地方,从爷爷和骡子的脚印里渗出水,很快渗满水。爷爷的下身上和骡子的肚皮上溅满了大大小小的黑泥点子。噗哧噗哧的拔泥声在无风的闷热的疯长着的高粱们的集体里,显得嘶哑刺耳。不久,爷爷也气喘吁吁啦。爷爷喉咙干燥,舌头又粘又臭;爷爷想骡子也一定喉咙干燥,舌头又粘又臭。汗流光了,身体上流出一层松油般的粘液,热辣辣地灼着皮肤。锐利的高粱叶子锯着爷爷的赤裸的脖子。骡子愤怒地摇摆着头,极力想腾跳到高粱平面上飞跑。我家的另一头大黑骡子那时候也许在蒙眼转圈拉着沉重的大磨,也许在槽边疲倦地吃着铡成半寸长的干高粱叶子和炒焦了的高粱。

    爷爷信心坚定,胸有成竹地沿着垄沟,笔直地向前走。黑骡子不断地用被高粱叶子割得泪珠滚滚的眼睛,时而忧郁时而愤恨地瞅着强拉着它前进的主人。

    高粱地里出现了一些新鲜脚印。爷爷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味道。骡子明显地紧张起来。它不停地打着响鼻,庞大的身体在高粱棵子里摇摇晃晃。爷爷有些夸张地咳嗽着。前面,飘来一阵迷人的芳香。爷爷知道到了。爷爷凭着一种准确的猜想,几乎是没多走一步路,就闯到了他久已向往的地方。

    那些脚印在爷爷和骡子面前,正在滋滋地向外渗着水。爷爷似乎不看那些脚印,却循着脚印前行,他忽然高声唱起来:“一马离了西凉界——”

    爷爷感觉到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但依然像傻子一样往前走。一根硬梆梆的东西杵到了爷爷腰上。爷爷顺从地举起手。有两只手伸到他胸前,把两条匣枪拖走啦。一根窄窄的黑布条勒住了爷爷的双眼。

    爷爷说:“我要见当家的。”

    一个土匪把爷爷拦腰抱起来,团团旋转了足有两分钟,然后猛一松手,爷爷一头扎到稀软的黑土上,额头上沾满了泥巴,双手按地时也沾满了泥巴。爷爷扶着高粱站起来,脑袋嗡嗡响着,眼前一阵绿一阵黑。爷爷听到身旁那个男人粗鲁的喘息声。土匪折了一根高粱秸子,一头递给爷爷,一头自己握着,说:“走吧!”

    爷爷听到身后一个土匪的脚步声和骡蹄从粘绸的黑泥里往外拔时发出的带着气体的响声。

    土匪伸手扯掉爷爷眼上的黑布,爷爷捂着眼睛,流了几十颗泪水,才把手放下来。出现在爷爷眼前的是一个营地。一大片高粱被夷平了,空地上搭着两个大窝棚。十几个汉子披着大蓑衣站在窝棚外,窝棚口的木墩子上,坐着一个高大的人,他的脖子上有一块花皮。

    “我要见当家的。”爷爷说。

    “是烧酒锅掌柜的!”花脖子说。

    爷爷说:“是。”

    “你来干什么?”

    “拜师学艺。”

    花脖子冷笑一声,说:“你不是天天在湾子边上打鱼吗?”

    爷爷说:“总是打不准。”

    花脖子拿起爷爷那两支枪,看看枪口,勾勾空机,说:“倒是两件好家什,你学枪干什么?”

    爷爷说:“打曹梦九。”

    花脖子问:“他不是你老婆的干爹吗?”

    爷爷说:“他打了我三百五十鞋底!我可是替你挨的打。”

    花脖子笑了,说:“你杀了两个男人,霸占了一个女人,该砍你的头。”

    爷爷说:“他打了我三百五十鞋底!”

    花脖子一抬右手,“啪啪啪”连放三枪,一抬左手,又是三枪。爷爷一腚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脑袋叫唤,土匪们一齐大笑起来。

    花脖子奇怪地说:“这小子,就这点兔子胆还能杀人?”

    “色胆包天嘛!”一个土匪说。

    花脖子说:“回去好好做你的买卖,高丽棒子死啦,往后,你家就是联络点。”

    爷爷说:“我要学枪打曹梦九!”

    “曹梦九的小命在咱手心里攥着呢,什么时候收拾他都成。”花脖子说。

    “那我白跑一趟?”爷爷委屈地说。

    花脖子把爷爷的两支枪扔过来。爷爷笨拙地接住一支,另一支掉在地上,枪筒子插进泥里。爷爷捡起枪,甩出枪筒里灌进的泥,又用衣襟把枪面上的泥擦净了。

    一个土匪又要给爷爷眼上蒙黑布,花脖子摆摆手,说:“免了吧。”

    花脖子站起来,说:“走,去河里洗洗澡,正好陪着掌柜的走一段。”

    一个土匪替爷爷拉着骡子,爷爷跟在黑骡子腚后,花脖子和土匪们簇拥在爷爷身后。

    走到河堤上,花脖子冷眼看着爷爷,爷爷揩着满脸的泥和汗说:“这一趟来得不合算,这一趟来得不合算,把人热死了。”

    爷爷把身上泥污的衣服撕下来,把两支匣枪随便扔在脱下的衣服上,疾走几步,一步就扎下了河。爷爷一下河就扑楞起来,好象在沸油中翻滚的油条。他的头一会儿露上来,一会儿沉下去,双手扑楞着,好象捞着根稻草也要抓的样子。

    “这小子,不会泅水?”一个土匪问。

    花脖子哼了一声。

    河里传上来我爷爷的挣扎喊叫和响亮的呛水声,滚滚的河水载着他慢慢向东流。

    花脖子跟着河水向东走。

    “当家的,真要淹死啦!”

    “下去捞上他来!”花脖子说。

    四个土匪跳下河,把肚子喝得像水罐一样的我爷爷抬上来。爷爷躺在河堤上,直挺挺的像死了一样。

    花脖子说:“把骡子牵过来。”

    一个土匪拉着骡子跑过来。

    花脖子说:“把他抬到骡子背上趴着。”

    土匪们把爷爷抬到骡背上去,爷爷鼓胀的肚子挤在鞍桥上。

    花脖子说:“打着骡子跑。”

    一个土匪牵着骡子,一个土匪赶着骡子,两个土匪扶着我爷爷。我家的大黑骡子在河堤上飞跑。跑了约有两箭之地,爷爷的口里喷出一股圆圆的、浑浊的水柱。

    土匪们把爷爷抬下骡背,爷爷赤条条地躺在堤上,翻着两只死鱼一样的白眼睛,看着高大的花脖子。

    花脖子脱下大蓑衣,和善地笑笑,说:“小子,你捡了一条命。”

    爷爷脸色青白,腮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

    花脖子和土匪们脱光衣服,扑扑嗵嗵跳下河。他们的游泳技术都很高超。墨水河里水花飞溅,土匪们调皮地打着水仗。

    爷爷慢吞吞地爬起来,披好花脖子的蓑衣,擤了擤鼻子,清了清嗓子,伸展了一下胳膊腿。骡鞍上沾满了水,爷爷拿起花脖子的衣服把鞍子擦得干干净净。骡子亲昵地把缎子一样光滑的脖子往爷爷身上蹭着。爷爷拍拍它,说:“老黑,等等,等等。”

    爷爷把双枪提起时,土匪们都像鸭子一样向河边躜进着。爷爷节奏分明地放了七枪。七个土匪的脑浆和血噗啦啦地散在墨水河冷酷无情的河水里。

    爷爷又开了七枪。

    花脖子已经爬上河滩。他的皮肤被墨水河水洗涤得像雪花一样白。他毫无惧色地站在河滩的萋萋绿草中,无限钦佩地说:“好枪法!”

    灼热的、金子一样的阳光照着他满身的滚动着和静止着的水珠儿。

    爷爷问:“老花,你摸过我的女人?”

    花脖子说:“可惜!”

    爷爷问:“你怎么干上了这一行?”

    花脖子说:“你将来也死不到炕上。”

    爷爷问:“不到水里去?”

    花脖子往后退了几步,站在河边的浅水里,指指心窝说:“打这儿吧,打破头怪难看的!”

    爷爷说:“好。”

    爷爷的七发子弹一定把花脖子的心脏打成了蜂窝,花脖子呻吟了一声,轻盈地仰到河水里,两只大脚在水面上翘了一会儿,后来像鱼儿一样消沉了。

    第二天上午,爷爷和奶奶各骑一匹黑骡,跑到外曾祖父家。外曾祖父正在化银子铸长命百岁锁,见到我爷爷奶奶闯进来,把银锅子都打翻了。

    爷爷说:“听说曹梦九赏你十块大洋?”

    “贤婿饶命……”外曾祖父双膝跪了地。

    爷爷从怀里掏出十块大洋,摞在外曾祖父光溜溜的脑门上。

    “挺直脖子,别动!”爷爷厉声喊。

    爷爷退后几步,“啪啪”两枪,打飞了两块大洋。

    爷爷又开了两枪,M走了两块大洋。

    外曾祖父身体逐渐萎缩,没等爷爷开够十枪,就瘫在了地上。

    奶奶从怀里掏出一百块大洋,撒得遍地银光。

    爷爷和父亲回到零落破败的家中,从夹壁墙里起出五十块大洋,化装成叫花子模样,混进县城,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半挑着红灯笼的小铺子里,找到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买了五百发子弹,然后,潜伏数日,费尽心机混出城门,准备找冷麻子算帐。

    爷爷和父亲赶着那只快要被屎憋死的小山羊赶到村子西头的高粱地里时,是墨水河大桥伏击战后第六天下午——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十五下午,日本鬼子四百多人、伪军六百多人,把我们的村庄包围得像铁桶一样。爷爷和父亲赶快撕开羊屁眼儿,小山羊拉出一公斤屎后,又拉出了几百发子弹。父子二人不顾脏臭,赶紧武装起来,在高粱地里与侵略者展开悲壮战斗。虽射杀日本士兵数十人,伪军数十人,但终因势单力孤,无力回天。傍晚时,村里百姓往无枪声的村南“出水”,遭到日本机枪疯狂扫射。数百名男女死在高粱地里,辗转翻滚的半死的乡民,压倒了无数的红高粱。

    鬼子撤退时,点燃了村里所有的房屋,冲天大火,经久不熄,把半个天都烧白了。那天晚上的月亮,本来是丰厚的、血红的,但由于战争,它变得苍白、淡薄,像艳色消褪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

    “爹,我们到哪儿去?”

    爷爷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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